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三百多年里，徽商是全国驰名的大商帮，他们足履天下，富甲一方。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流传着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说法。来自万山丛中的徽商，凭什么得到历史如此的青睐和眷顾？一言以蔽之，凭的是“徽商精神”。这种精神根植于徽州文化的土壤之中，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，它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，也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。

    什么是“徽商精神”?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“徽骆驼”，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“骆驼精神”，这当然是对的，但“徽商精神”有着更丰富的内涵。

    一是爱国精神。明朝建立之初，为了防备蒙古残余势力，政府号召商人将粮食运往边境支援守军，政府发给盐引，到内地支盐行销。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，运粮输边，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。

    二是进取精神。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，没有本钱时，他们或则变卖家产，或则多方举债，不少妇女慷慨卖掉自己的嫁妆支持丈夫经商。一个人资本少就合股经商，如徽商程锁在父亲死后，家道中落，为了生存，就邀结本村志同道合者十人合伙在吴兴县的新市经营布业，他们立下誓言：出门步行不坐车，隆冬不喝酒御寒。夏日炎炎，他们躲在车轮后面以挡烈日炙晒，舍不得买一顶草帽，历经艰辛，终于创成大业。

    三是审时度势、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。明清时期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条件的不同，必然会出现物产此歉彼丰、物价此贵彼贱的现象。徽商正是掌握了这一市场特点，故大多选择了长途贩运的经营方式。他们把苏浙的棉布、丝绸和徽州的茶叶、竹木运销于四面八方，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、粮食运至长江下游销售，还利用运河航道，把北方的棉花、大豆运至江南，再把江南的特产运往北方。就在这种东－西、南－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交流中，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。

    四是同舟共济、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。“和协”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。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，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。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，也能做到同舟共济、以众帮众，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、同业公所的建立，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，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。

    五是不辞劳苦、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。翻开明清小说，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。如在《三刻拍案惊奇》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，“家中颇有数千家事”，“肉却不买四两”，“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”。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，明浮白主人《笑林》中写道：“徽人多吝，有客苏州者，制盐豆置瓶中，而以箸下取，每顿自限不过数粒。或谓之曰：‘令郎在某处大阚’。其人大怒，倾瓶中豆一掬，尽纳之口，嚷曰：‘我也败些家当罢’。”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。

    即便是在今天，许多很有名的安徽商人也都保持了这样的传统。比亚迪的王传福是中国首富，然而，他和妻子及5岁的孩子依然住在深圳龙岗区葵涌镇上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，开的是一辆旧凌志。

    徽商精神是如何形成的？归根到底，正是徽州文化哺育的结果。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，历史上来自中原的三次大移民，不仅给徽州带来了大量的人口，而且带来了中原的儒家文化，它们与当地的土著山越文化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文化。徽州文化既有儒家文化的主体特质，也有土著文化的基因。这里极其艰苦的环境养成了徽民刚毅顽强、吃苦耐劳的品格。宋代以来，由于朱熹的影响，这里“儒风独茂”，被誉为“东南邹鲁”。重教兴学成为风尚，由于从小就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滋润，徽人参加科举，能够高中；而出门经商，也是儒商。这个群体有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，徽商几百年的绵延繁荣，都可以从这种文化自觉中找到它的根源。

    有意思的是徽商精神带动的地域经济互动。有人认为，明清时期苏杭等江南富庶地区是徽商的殖民地。当然，作为外来者，徽商对江南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但不止是这个层面，徽商与文人墨客的交往使得徽州文化更有活力，文化产品及其所带动的产业也一时发达起来。同时，徽商也是依附于这些地域产生的，这个群体本身就有外向性的特点。没有无奈的商旅生涯，没有异乡苦斗，就难谈什么徽商精神。

    遗憾的是，这种地区互动对于徽州本身的刺激并不持久，虽有资金不断注入，但没有从根本上发展起成熟的产业链，所以徽州理学、医学等虽然发达，丝织品、药材以及笔墨纸砚等文化产品也有不少输出，但相对脆弱。

    徽商衰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。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，由纲法改为票法，徽商主体一蹶不振。加上咸丰年间的战乱，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，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，元气大伤。从主观原因来看，是未能与时俱进。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，有的商帮能够紧及时调整，开拓新的行业。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，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，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，甚至组成航运集团；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，也改营银行业，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，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。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、金融业，并兴办丝绸、绵纱等实业。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。而徽商却昧于大势，未能与时俱进，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，苟延残喘，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。

(王世华，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、皖南发展研究院院长。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，尤致力于明清徽商研究。)